多年来，坊间一直流传一种说法：鲁迅留学日本多年，精通日语，认识不少日本朋友，是亲日派。还说鲁迅在公开场合从未批判过日本侵略者，在危急关头还躲到日本人开的旅店里去，鲁迅最要好的日本朋友有黑社会背景等等。这些泼向鲁迅身上的脏水，皆属于诬陷不实之事。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必须澄清鲁迅与日本的关系。摆明鲁迅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的原则与立场，还先生一个公道，并借此让世人明白当今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死灰复燃，卷土重来，把矛头指向我中国的历史渊源。

一、鲁迅留学时看到的日本

        1902年1月，鲁迅（其时名周树人）以第三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于南京矿务铁路学堂。3月，由两江总督刘坤一派往日本留学。他的同学胡朝栋赋诗为他送行：“英雄大志总难侔，跨向东瀛作远游。极目中原深暮色，回天责任在君流。”可见鲁迅是怀着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去日本留学的，但当时日本国内的状况却让他深感失望乃至饱受刺激。

        一方面，随着变法维新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维新派人士流亡日本，孙中山、章太炎、陶成章、秋瑾等革命家先后来到远离清廷的日本。许多留学生纷纷加入反清革命活动，使鲁迅一到东京，就立即感受到热烈的排满反清气氛。另一方面，日本人中间那种根深蒂固的看不起华人的狂妄自大的表现，随时可见。

        当时留学生的那种受压抑甚至痛苦的心理十分严重。鲁迅后来回忆说，留日学生们“恨日本”（《〈坟〉说胡须》）正是那种受压抑痛苦心情的写照。鲁迅好友许寿裳几次说留学生所受的“刺激多端”。如这年的4月26日，著名的成城学校举行盛大的运动会，高悬各国国旗，唯独没有中国国旗，留学生见状提出抗议，举办方置之不理，留学生悲愤之余，如失去母亲般孤儿，痛哭流涕。特别是日本的一位理学博士出了一本“野蛮人类”的照片集，里面详细记录了中国、朝鲜、印度等国人的丑恶行径。当时正逢日本开博览会，主办者准备到这些国家去雇用人员，按照照片的样子在博览会大门口表演。留学生怒发冲冠，一面提出抗议，一面要留学生监督发电报给清政府，阻止派遣人员来日本表演。

        鲁迅的感情与同学一样痛切，且更为深沉。他感到远涉重洋来到日本却深受侮辱，眼前风光物华，非我所属，联想飘摇祖国，任由包括日本在内的列强帝国，宰割祖国山河，吸吮人民膏血，内心极度悲愤。

        作为仙台医专第一位中国留学生的鲁迅，仅仅因为考试成绩略好于日本学生，就受到妒忌，以致于诬蔑藤野先生把试题泄露给鲁迅而群起闹事，更使鲁迅感受到：弱国的学生都会被人瞧不起，成绩再好，也是当然的低能儿。

        1904年9月至1906年2月鲁迅在仙台留学期间，正是日俄两国在中国的土地上争夺东北支配权的战争时期。仙台虽是个文化城市，但当时已完全军事化了。东京组建了野战第一师团，仙台就有野战第二师团。仅仙台这个小市被征召的士兵有1508人（相当于中日甲午战争的3.5倍）。鲁迅所在的仙台医专，体育教师都被征到军队去当教官，以至于体育课停开。日本当局指令在全国各地放映“日俄战争教育幻灯片”，以讲话会和幻灯会的形式，宣传开战理由，战争形势和忠君爱国。从1904年9月至1906年2月，仙台市先后4次举行“祝捷大会”，每次参加人数多达上万人。1905年5月30日，仙台医专在校内举行“海军祝捷大会”，会后上街游行，登上高山，三呼“万岁”。就在鲁迅退学前夕，仙台市还举行了欢迎第二师团“凯旋归来”和追悼阵亡将士大会。今天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到作为有强烈爱国主义感情的青年鲁迅置身在这样狂热的军国主义氛围，其内心的感受是何等的悲愤。而所谓幻灯片事件，更把这种悲愤的情绪推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虽然鲁迅在《藤野先生》中写到关于日军枪毙为俄国做侦探的中国人，许多围观的中国人麻木不仁的那张幻灯片今天已经无法找到。但当时仙台报纸的报道却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请看1905年7月28日，仙台首家大报《河北日报》的报道：

        “下午三点有俄探被斩首……看热闹的照例是那些中国人（清国佬），男女老少约五千多人拥挤在一起。四名被判为俄探的中国人，看上去都在40岁左右，被我宪 兵牵着绑绳……兵部站附属宪兵某拔出冷若秋水的大刀，从一端开始，利落地砍掉了他们的头颅。”

        面对血淋淋的杀人场面与同胞的麻木反应，鲁迅会是何等的悲哀和愤慨！

        事实使他从梦想中惊醒：要推翻腐败的清政府，首先必须唤醒沉睡的国民。为了挽救民族的危亡，鲁迅决定弃医从文，投入到革命的文艺宣传中去。

二、鲁迅对日本侵华言行的批判

        鲁迅留学日本，整整七年半。这一时期是他人生旅程的重要驿站，也是他一生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起点。如果不是在日本时期所见所闻的孕育，周树人不会成为后来的鲁迅。

        鲁迅从小生活在中华传统文化的薰陶中，在现实生活的磨难中，就有热爱生命，同情被压的弱者，渴望人间相爱的朴素感情，有渴望自由发展，实现自我价值的朴素意识，有反叛封建传统，反抗强暴的潜在意志，到日本后，接受了“异邦”、“新声”的刺激，更起到“点化”和“强化”的作用。

        鲁迅所处的时代，正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野心恶性膨胀，步步入侵我国的时期，鲁迅的一生就是维护祖国独立，争取民族解放，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一生。

        1894年，甲午海战以中国惨败告终，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福建、台湾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中国已是“瓜分豆剖”，濒于“亡国灭种”。

        鲁迅在日本的时期，正是日俄战争日本取得胜利之时，他身居异邦，切身感受到日本帝国主义蔑视中国的多端刺激，更激发起民族尊严和爱国热情，看清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

        在弘文学院读书时，鲁迅针对帝国主义掠夺我国矿产资源企图瓜分中国的野心，特意撰写了《中国地质略论》，既无比自豪地说：“吾广漠可爱之中国兮，而实世界之天府，文化之鼻祖也。”又义正辞严地指出，不容外族“探险”和“凯觎”。这无疑也是看到日本帝国主义包藏企图侵占我国东北的祸心，发出了维护民族独立主权，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严正声明。

        早在日俄战争爆发前，鲁迅就敏锐地认识到日本和俄国都有侵略中国的野心，日本企图独霸东亚，中国人民必将遭殃。其时他的同学沈瓞民正要回国，鲁迅托他转交给蔡元培等人一封信，向他们提出三点意见：（一）持论不可袒日；（二）不可以“同种同文”，口是心非的论调，欺骗国人；（三）要劝国人对国际时事认真研究。蔡元培等人采纳了鲁迅的意见。以后的历史正被鲁迅所言中。

        鲁迅在仙台医专求学时，亲眼目睹在军国主义的战争政策下，一面是给日本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一面以“忠君爱国”狂热地煽动扩张侵略。鲁迅在1907年写的《破恶声论》中，特别斥责“兽性爱国之士”：

        则孤尊自国，蔑视异方，执进化留良之言，攻小弱以逞欲，非混一寰宇，异种悉为其臣仆不慊也。

        日本帝国主义企图“混一寰宇”，使弱国人民变为它的“臣仆”。鲁迅从中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侵占我国东北的野心。

        鲁迅的晚年，正是日本帝国主义步步入侵我国，直至全面发动侵华战争的前夜，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鲁迅站在抗日救亡的前列，呼吁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蒋介石的“内战、独裁和对日不抵抗”政策，从而被誉为“空前的民族英雄”。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9·18”事变。鲁迅在事变的第三天，就发表《答文艺新闻社问——日本占领东三省的意义——》，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

        这在一面，是日本帝国主义在“惩膺”他的仆役——中国军阀，也就是“惩膺”中国民众，因为中国民众又是中国军阀的奴隶；……是要使世界的劳苦群众，永受奴隶的苦楚的方针的第一步。

        是年12月，全国各地热血青年学生到南京请愿，要求政府出兵抗日，遭到国民党军警的血腥镇压，为了逃避罪责，国民党中央党部又向全国发出《取缔学生越轨行动》的电文。该电文颠倒黑白，倒打一耙，反诬学生“捣毁机关，阻断交通、殴伤中委，拦击汽车……社会秩序，悉被破坏”，并且恬不知耻地说：“友邦人士，莫名惊诧，长此以往，国将不国”。

        鲁迅在报上看到国民党中央的电文后，怒不可遏，当天就写下了著名的《“友邦惊诧”论》，淋漓尽致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国民党顽固派对日的不抵抗政策及其对内的黑暗统治：

        日本帝国主义的兵队强占了辽吉，炮轰机关，他们不惊诧；阻断铁路，追炸客车，捕禁官吏，枪毙人民，他们不惊诧；中国国民党治下的连年内战，空前水灾，卖儿救穷，砍头示众，秘密杀戮，电刑逼供，他们不惊诧。

        ……好像失了东三省，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失了东三省谁也不响，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失了东三省只有几个学生上几篇“呈文”，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可以博得“友邦人士”的夸奖，永远“国”下去一样。

        1932年1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又发动了“1·28”事变，企图占领上海，19路军奋起抵抗。鲁迅和上海文化界知名人士茅盾等43人，发表了“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反对压迫中国民众反日反帝”的《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的宣言，控诉了日本帝国主义轰炸上海工业设施、文化机关和繁华街市、杀害我无辜民众，以及轰炸长江沿岸和东南沿海重要城市的侵略罪证，发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战斗口号，呼吁全世界人民支持中国人民的反帝抗日斗争。

        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揭露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是鲁迅这一个时期杂文的主题。

        针对日本帝国主义一面步步入侵我国，一面放出“中日亲善”、“互相提携”的烟幕。鲁迅在与日本友人的谈话中，多次指出：“我认为中日亲善和调和，要在中国军备达到了日本军备的水准时，才会有结果。譬如：一个懦弱的孩子和一个强横的孩子二人在一起，一定会吵起来，然而要是懦弱的孩子也长大强壮起来，则就不会再吵闹，而反而能很友好地玩着。”（奥田杏花：《我们最后的谈话》）。

        在对外交往方面，鲁迅是很有原则性的。当中日关系渐趋紧张时，日本当局想利用鲁迅在日本人民中间的巨大影响来做两件事，结果都碰了壁。

        一是中日民航要通航了，日本方面希望鲁迅能主持中国方面的通航典礼，委托一个驻中国的记者来邀请他。鲁迅马上拒绝了。日本记者说：“如果您不答应，我就非常为难了。”鲁迅马上回答说：“如果我答应您，我就非常为难了。”

        二是中日要无线电通信了，日本方面希望中国由鲁迅首先通话，日本方面确定的对象是著名的讽刺作家长谷川，考虑到长谷川是一位进步作家，鲁迅同意了。但说明他和长谷川通话中要问他：您近来为什么写得不多？对方一定会回答：想写的东西也不少，但也很难写。长谷川一定会问他：近来写得多不多？鲁迅也照对方的话回答：想写的东西也不少，但也很难写，彼此彼此。这样的对话当然不会令日本统治者满意，结果就取消了这一打算。

        鲁迅去世的前夜，坚决拥扩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公开宣告：“中国目前的革命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那理由就是因为我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文艺家在抗日问题上的联合是无条件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在与日本文化人的谈话中，鲁迅旗帜鲜明地表示：“为解放我被压迫民族的同胞，纵令祖国——中华民国变成沙漠，也不能停止同帝国主义的斗争。”（《松本重治：《上海时代》），这种在外侮面前永不屈服的性格，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息都未改变。

三、鲁迅对汪精卫等汉奸的批判

        1931年9·18事变发生后，鲁迅即撰文怒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随后，他又发表大量时事评论，揭穿汪、蒋高唱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论调。进而直接揭露汪精卫集团同日本帝国主义勾结，出卖民族利益的罪行。

        1935年六七月间，经汪精卫批准，何应钦同日方代表梅津商谈，缔结了卖国丧权的《何梅协定》。鲁迅密切关注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当《申报》发表徐道邻奉命写作的《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时，鲁迅愤慨地说，文章的作者“是徐树铮的儿子，现代阔人的代言人，他竟连日本是友是敌都怀疑起来，怀疑的结果，才决定是友。将来恐怕还会有一篇‘友乎，主乎？’要登出来……‘友’之敌就是自己之敌，要代‘代’讨伐的，所以我看以后的中国报，将不准对日本说一句什么话。”针对汪精卫的卖国行径，鲁迅愤怒地指出：“中国向来的历史上凡一朝要完的时候，总是自己动手，先前本国的较好的人、物，都打扫干净，给新主子可以不费力量的进来，现在也毫不两样，本国的狗，比洋狗更清楚中国的情形，手段更加巧妙。”

        日本人曾经这样描写汪精卫：从这位小白脸的青年，我马上就联想到“蚯蚓”来。因为蚯蚓之为物也，伸缩自在，忽缩忽伸，今弹此调，明奏他曲。这固然不失为汪精卫画相之一。但鲁迅给这位“蚯蚓”人物作了更为入木三分的描述：“今之名人就不同了，他要抹杀旧账，从新做人比起方法来，迟速真有邮信与电报之别，不怕迂缓一点的，就出一回洋，选一个寺，生一场病，游几天山；要快，则开一次会，念一卷经，演说一遍，宣言一下，或者睡一夜觉，做一首诗也可以；要更快，那就自打两个嘴巴，淌几滴眼泪，也照样能够另变一人，和‘以前之我’绝无关系。”综观汪精卫一生，从刺摄政王到反对对袁世凯，从追随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到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从宁、汉合流与蒋介石的争斗到被刺出洋，从西安事变投机回国到去日本东京磕头为止，其中曲伸变化，不正如鲁迅所言吗？

        鲁迅在另一篇文章中写道：“……出场的不是老旦，却是花旦了，而且还不是平常的花旦，他（她）要会媚笑，又要会撒泼，要会打情骂俏，又要会油腔滑调。总之，这是花旦而兼小丑。美人儿说多年，自然是阅人多矣徐娘了，她早已从窑姐儿升往了老鸨婆；就而她丰韵犹存，虽在卖人还兼自卖。自卖容易，而卖人就难些。……现在的压轴戏是要似战假和，又战又和，不降不守，亦降亦守——这是多么难做的戏。”“其实能够简单地双手捧着“‘天下’去‘与人’，倒也不为难了。问题就在于不能如此。所以要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哭哭啼啼，而又刁声浪气的诉苦说：我不入火坑，谁入火坑？然而娼妓说自已落在火坑里，还是想人家去救她出来；而老鸨婆哭火坑，却未必有人相信她，何况她已经申明：她是敞开怀抱，准 备把一切人都拖进火坑的。”在这里，鲁迅把汪精卫喻为小丑、老鸨、花旦，从汪的所作所为来看，确实恰如其分。1932年，汪任行政院长后，口里喊：“一面交涉，一面抵抗”，却和日本帝国主义者签订了一系列卖国条约。还说什么“我尽了数年的心，吃了数年的苦，挨了数年的骂”，连陈公博都说汪拱手“送国”，胜过秦桧和李鸿章。抗战爆发后，汪在大庭广众之中，也唱几句“抗战高调”，但实际上，他畏敌如虎，认为“战必大败”。汪公馆里充满了悲观失望的空气。陈壁君及其子女愁容满面，在“言谈中，对抗战即时常采取讥嘲讽刺的态度”，汪精卫每当谈及抗战之事，总是摇头叹息说：“茫茫前途，不知要变成什么样子！”可见汪当面是人，背后是鬼。汪精卫死到临头时还为他叛国投敌的罪行辩解，说他组织伪政权是“不得已之手段”。由此可见，汪精卫之流所扮演的小丑、老鸨角色是何等的逼真。鲁迅刻划的又是多么形象，叫人“拍手叫绝”，又“恍然大悟”。正如毛泽东评价鲁迅所说的那样：“他用显微镜和望远镜观察社会，所以看得远，看得真。”

四、鲁迅与日本反战者之间的友谊

        鲁迅一生，始终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日本人民区别开来，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罪行，他不断地予以无情的揭露，愤怒的控诉和有力的批判，但他并不对作为一个国家的日本的文化“缺失”国民的劣根性，加以嗤笑和鄙薄。这正是作为中华民族之魂的宝贵性格和作为伟大思想家的博大胸怀与科学态度。

        鲁迅接触过很多日本人，其中有的因不了解情况，有的怀有民族偏见，有的立场观点不同，向鲁迅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鲁迅总是分别不同情况，或进行说明，或予以拒绝，或严正驳斥，其出发点只有一个：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

        曾大力支持孙中山革命事业的日本友人宫崎寅藏的儿媳柳原白莲，1931年来上海，通过内山完造，鲁迅会见了她。当鲁迅说了不少不满现实的话以后，柳原白莲问他：“你讨厌出生在中国吗？”鲁迅回答说：“不，我认为比起任何国家来，还是生在中国好。”鲁迅是饱含着热泪说这番话的，可见他对祖国怀有多么深厚的感情。

        1932年2月，日本《改造》社社长山本实彥为配合日本政府的所谓“中日亲善”、“互相提携”来南京求见鲁迅，鲁迅一面拒绝通过政府渠道进行交流，一面提议交流两国进步作家的作品，并推荐了中国左翼青年作家高水平的作品给山本主编的日本《改造》杂志。山本改变了原来的主意，同意开展两国民间进步文化的交流。由于山本是日本有影响的作家，使鲁迅的《关于中国的两三事》和《我要骗人》等作品得以发表在《改造》杂志上，而正是这些作品曲折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阴谋。

        鲁迅深深体会到日本反战的革命作家与中国左翼作家之间相互声援，并肩战斗的重要性。

        日本革命作家山上正义（1896—1938，中文笔名林守仁），就是一个代表。1926年，山上正义作为日本新闻联合通讯社特派记者到达处于革命高潮中的广州，与鲁迅相识并结下深厚的友谊。鲁迅到上海后，山上正义继续与鲁迅交往，并翻译了鲁迅的名著《阿Q正传》，并借此宣传了“左联五烈士”的事迹。

        日本军国主义者对日本人民实行法西斯统治，于1933年2月，逮捕了日本革命作家小林多喜二，并于当天在狱中把他毒打致死。鲁迅闻讯十分愤慨，用日文发出了《闻小林同志之死》的唁电：日本和中国的大众，本来就是兄弟，资产阶级欺骗大众，用他们的血划了界线，还继续在划着。但是无产阶级和他们的先驱们，正用血把它洗去。小林之死就是一个实证。我们是知道的，我们不会忘记。我们坚定地沿着小林同志的血路携手前进。

        与鲁迅交往的日本朋友中，山本初枝（1898—1967）是一位普通的歌女，也是比较典型的日本女性，心地善良，性格内向，但感情真挚。她回国时，鲁迅写诗为她送行：

        战云暂敛残春在，重炮清歌两寂然。

        我亦无诗送归棹，但从心底祝平安。

        山本夫人回国后，频频与鲁迅通信信，在她保存的鲁迅给她的21封信中，就有多封提到反动派的白色恐怖，“只要我还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这样大无畏的话，就是给山本的信中说的。可见两人的情谊之深。山本初枝几次邀请鲁迅能再次去日本访问，惜因健康原因未能成行。

        鲁迅逝世后，山本夫人写了许多挽歌。其中1938年12月的一首这样写道：

        今思尤感动，鲁迅正义心。

        痛恨蒋介石，卖国害人民。

        一个日本女性，斥责蒋介石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妥协政策为“卖国”，确是难能可贵，这正表明了日本普通民众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同情和支持。

        鲁迅一生结识的日本人大概有一百七八十人之多，其中既有作家学者、医生记者、也有普通的店员职工和邻居。其中很多成为亲密的朋友，特别与内山完造和内山嘉吉兄弟、内山书店职员镰田寿和镰田诚一兄弟及儿岛亨、增田涉、山本初枝、山上正义、新居格、尾崎秀实等人，都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彼此互相关心，互赠礼物，互赠照片，有的给予热情的指导，真是亲如“兄弟”。由于鲁迅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日本文化界人士慕名求见鲁迅者甚多，仅作诗题赠的就达28人，写给日本友人的书信难以统计，光是写给增田涉的就有58封之多。鲁迅这些信都不仅是给个人的，而是写给日本人民的，从中表达了鲁迅对日本人民的友谊与希望。

        上海内山书店主人内山完造（1885—1959），是与鲁迅交往时间最长和对鲁迅最忠实的日本朋友。鲁迅在上海十年的生活和斗争是与内山书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30年代白色恐怖下，内山书店是鲁迅购买图书的主要书店，特别是购买有关马列主义书籍。据鲁迅日记记载，鲁迅在内山书店买的书在1000本以上，到内山书店去的次数达500次以上。内山书店还是鲁迅作品的经销店。许多被查禁的鲁迅作品都经由内山书店出售。内山书店的会客室成为鲁迅会见中外客人的主要场所，也可以说是鲁迅与进步人士和共产党人接触的一个联络站。许多给中共高层的书信，都是在内山书店转交的。

        在白色恐怖笼罩上海的日子里，内山书店曾4次成为鲁迅的避难所。1931年1月17日，柔石等左联五烈士被捕后，内山完造把鲁迅安排到他朋友与田丰藩开的花园庄旅馆避难40多天。1932年“1·28”事变后，日本在上海的陆战队随意拘捕和杀害中国平民。鲁迅当时的住舍陷入火线，子弹穿进鲁迅卧室，情势相当危险。内山完造看见日军抓捕了周建人夫妇后，马上出面把周夫妇保出，并安排鲁迅和周建人一家在书店楼上避难一个多星期，后又转移至英租界四川中路的内山书店支店去避居。

        当时中国有人在小报上公开散布内山完造是“日本特务”，内山书店是“日本侦探机关”谣言，鲁迅极为愤慨，在《伪自由书·后记》中严加驳斥，并斥责他们连“狗都不如”。

        鲁迅去世后，内山完造为处理鲁迅后事，营救鲁迅遗属不遗余力。新中国成立后，他出任日中友协副会长，多次来华访问，最后与妻子一起葬在上海万国公墓。终其一生，内山先生不愧是鲁迅的亲密朋友，中日之间的友好使者。正如鲁迅好友夏丏尊为其夫妇的墓碑题词所写的那样：“以书肆为津梁，期文化之交互，生为中华友，殁作华中土，吁嗟呼，如此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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