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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云集酒厂大门口宽阔的围墙上，是父亲高大的画像：头戴乌毡帽,藏青色的对襟布衫上围着白色的帆布褕身，褕身上红色的“云集”二字格外醒目：胸前别着的劳动模范勋章熠熠生辉，手上拿着木耙：（开耙工具），双目凝神，仿佛在揣摩着酒缸里的酒质；画的两边是对联：年轻象武松，年老似黄忠……那是五十年代获得全国劳动模范时对他的宣传。”
章福贵的儿子章行舟曾专门撰写《冬酿时节忆父亲》一文回忆他的父亲。
“父亲技术精湛，八级技工。五十年代先后被评为浙江省先进工作者；他负责开耙的车间（章福贵小组）被评为全国轻工系统先进生产单位，他个人被评为全国先进个人（劳动模范）。多次到轻工部太湖疗养院去疗养。”
对于这位除了堂兄王阿仙之外给予他最大帮助的“贵师傅”，王阿牛也一直没有忘记。
2006年，应时任绍兴市经贸委副主任赵璐和绍兴市黄酒行业协会秘书长陈祖亮之托，笔者负责起草“绍兴黄酒酿制技艺”国家级非遗项目申报材料，项目入选国家首批非遗保护项目后，王阿牛被推荐成为该项目唯一的国家级传承人。
2014年7月，笔者陪同中华老字号栏目记者采访王阿牛
随后，笔者曾多次陪同央视及地方媒体前往王阿牛家中采访，他总会提起拜师一节。
“当时在云集酒厂开耙的有陈德意、徐金宝等师傅，而章福贵师傅心直口快，毫无保留自己的技术，肯较别人开耙技术，所以，我经常与章福贵师傅在一起，共同探讨开耙技术”。
阿牛回忆录（手迹）
王阿牛赠送给笔者的个人回忆录《酒香人生》
1989年9月13日《浙江日报》4版《酒魂》一文，更加细致地描述了王阿牛当时拜师学艺的情景：
五更，蛙鸣如鼓，晨光熹微。开耙师傅章福贵刚开灯，准备起床，忽然听到轻轻的敲门声。开门，门外站着王阿牛，露水打湿了他的头发，发梢光闪闪的。
“福贵师傅，教会我开耙发酵吧”。王阿牛从怀里摸出两包好烟递上，颤着声说。
“这……”，章福贵嗫嚅着。眼前的王阿牛已不再是个堆幢师傅，而是车间主任。他不知如何回答。
“福贵师傅，旧社会工人没保障，徒弟学了师傅的拳头反而‘杀师’，不肯教难怪。新社会，工人都是工厂的主人……我要拜您为师，您收下我吧！”
章福贵的眼睛湿润了。
根据章行舟的回忆，他的父亲章福贵不但鼓励王阿牛通过实践多积累资料，还在王阿牛整理编写《绍兴酒操作规程》小册子时给予了鼓舞和力所能及的帮助。
2011年4月20日，笔者专程陪同王阿牛参加中国义乌文博会
绍兴东风酒厂食堂
走上领导岗位以后，他与厂里其他领导成员一样，只要人在厂里，总是坚持下食堂。每天中午职工就餐人员很多，食堂忙不过来，很多员工等得很心急。看到这个情况后，王阿牛就去食堂帮助工作人员卖饭菜。这个办法对改进食堂工作、增加菜的花色品种、合理定价改善职工伙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这件事他坚持了很多年，但自己从不开口留菜，不伸手挑拣，不在伙房内买菜吃饭，每天等到职工买得差不多了，依旧按规定再到窗口买剩余的小菜。对此，职工们都心服口服。
1978年，酒厂有2%的职工名额按照政策可以升级调整工资。全厂职工一致提议给王阿牛加一级，但他却推掉了。他说，大家的心意是好的，但国家给东风酒厂调整工资的名额有限，应该先给其他同志加。
在酒厂，王阿牛也有不少亲戚朋友，有的因家中养猪，到厂里找他要求帮忙在酒厂开个“后门”，方便他们买酒糟作猪饲料。但他除了把全厂职工统一平分的一份酒糟卖给亲戚朋友外，一概婉言拒绝。不少亲朋好友在背地里说他:“有权不用是呆虫，何必介认真!”王阿牛听到后一笔了之，不以为然，也不予理睬。
王阿牛（中）和他的老搭档东酒生产副厂长鲁吉生（左）一起品酒
培训包括理论答题和实评考试。实评共11巡，每巡5杯，包括色度、香阀、味觉、酒度等梯度以及不同的酒品鉴别等，要求打分，并写出评语，进行综合鉴定。有时，还会在不同轮次中出现同样的酒，称之为“再现”，而如果前后写出的评语和分数不同，则会失去两轮的分数。但这难不倒王阿牛，他先用心记住香味第一感觉，然后吮饮一小口，反复品味，凝神静思，将每杯样品的类型、品种、酒度、色香味格等逐一鉴别，打分。最后的结果令人惊讶：王阿牛所作的判断和理化检验数据竟然杯杯相符。
1979年8月，轻工业部在大连召开第三届全国评酒会。这次会议上王阿牛表现出色，被同行誉为黄酒评委会的“权威发言人”，被誉为“黄酒博士”。
1983年9月，轻工业部15名评酒委员中，有三人入选全国黄酒评酒委员，王阿牛即为其中之一。
“我们当时没有什么科学仪器，做酒全靠用心。当然，做了几十年酒，眼一看，鼻一嗅，舌一尝，自然也能品出点名堂来。”
在王阿牛看来，评酒的功夫，全在于“用心”二字，多训练，多体会，熟能生巧，功到自然成。王阿牛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王阿牛（左二）在会稽山指导生产（右二为中国酿酒大师、会稽山总经理傅祖康）
在“云集”和“东风”工作期间，王阿牛总是努力做到身不离劳动，心不离质量，不断在实践中探索酿酒生产的规律，掌握技术精髓，学会抓生产、管质量的“硬功夫”。
当时，厂里要求领导成员每年下车间劳动不少于10天。王阿牛以身作则，经常带头参加劳动，深入一线，亲自操作，对酿酒的每一个环节都了如指掌，工人中的威信很高，员工对他也非常敬重，说话有人听。每次发现问题，也总能及时得到处理。
1976年冬酿时节，酒厂调来一批新的糯米酿制加饭酒，为了提高产品质量，增加酒的厚度，经过支部研究，决定在工艺中适当添加浆水。不料投料开耙后出了问题，醪液的酸度有所上升，但多数小组又不敢改变原定工艺，依然按原配方投料加浆。
当时，正在县里开会的王阿牛得知这一情况后，连夜赶回厂里，对加浆和未加浆的两种醪液进行品尝比较，发现加浆水的略带咸味，怀疑投料米可能是陈米。经过追查，证实了他的判断。原来，粮食部门在调运过程中错把陈米当成新米调给了酒厂。于是，当场采取措施改变工艺，停止加浆水，防止了因酸度上升而导致的质量事故，确保了成品酒的品质。
王阿牛在会稽山冬酿现场和他的徒弟们在一起
1978年的“质量月”活动中，有职工认为酒厂生产的绍兴酒已是“报上有名，广播有声，展览有份”，滋生了骄傲自满的情绪。针对这一情况，王阿牛迅速发动群众，坚持“一分为二”看自己，自觉在百分之百的合格率中，找出不合格的因素，利用个别疵漏酒，召开质量现场会，大胆“亮丑”评判。同时，他还和厂里的技工、管理人员成立“三结合”小组，深入社队商店，走访用户，了解市场反馈。最后，根据职工自查中发现的98个问题，经综合归纳找到48条差距，发动全厂职工反复讨论，重点整顿外包工修坛质量验收制度，杜绝了黄酒贮存过程中出现异味等问题，使全厂上下形成了“生产优质品光荣，出现劣质品可耻”的良好风气。
王阿牛还有一个习惯，除非外出开会，他坚持每天去车间现场，和生产工人一起操作酿酒，总结提高技术水平，确保产品质量。在他的带头示范下，东风酒厂形成了一种良好的质量管理氛围，酿出的黄酒也成为了绍兴老百姓最喜欢喝的品牌。
“要喝绍兴好老酒，会稽山牌酒最优，加饭花雕元红酒，东风酒厂誉全球。”这是当时产品供不应求，畅销全国的真实写照。
王阿牛在东风酒厂工地现场
1956年，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在广州召开制定十二年科学规划会议，将《绍兴酒整顿、总结与提高发展目标》项目列入“国家十二年科技发展规划”。王阿牛获悉这一消息后，便着手考虑起他的改革方案，为了减轻工人的劳动强度，他和机修师傳一起，对酒厂包括搬运、制曲、浸米、蒸饭、榨酒、煎酒、贮存、灌装等各个工段的相关设备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搬运，包括糯米、小麦、酒坛、坛酒以及其他各种辅料，由原来的人工挑、抬、驮、杠的笨重体力劳动，改用车子运输；
制曲，由草包曲改为“闹”箱曲，即用脚踏曲成块堆叠培养。既制作方便，质量很好；
取水，从原来由工人脚穿草鞋，肩挑水的状态，改用高位水管道输水；
浸米，由原来的人工挑、抬、背框米倒入缸内水入缸的小缸浸米改用机器输送糯米、管道送水入的大罐浸米；
蒸饭，从原来由土灶、小木甑，灶内烧稻草或烧砻糠蒸煮，1953年改为锅炉供蒸汽蒸煮，实现蒸煮蒸汽化；
榨酒，由古老的木榨，12块榨石(每块重40公斤)、120只绸袋(每袋重20公斤)这种传统的手榨，先是改为绳索滑轮压榨，到20世纪70年代采用滤布框板压榨机，实现了榨酒机械化；
煎酒，由原来的土灶铁锅加热灭菌，改为不锈钢或铜制、锡制的盘管水浴灭菌，实现了煎酒连续化；
贮存，从之前的一层平房，到后来的二层、三层，甚至四层储酒仓库，利用率大为提高，且品质较原先提高。
灌装，从原来25公斤装大坛成品酒逐渐改为机械灌装杀菌，实现了黄酒小包装，增加了花色品种；
吊酒，由原来的小木甑、锡天壶，改为铁制大甑与不锈钢管连接，通入蒸汽和冷水蒸馏，实现蒸馏一体化；
此外，王阿牛还对车间、办公的照明也进行了革新，从原来的灯笼、蜡烛、煤油灯改为电灯照明，实现了照明设备的电气化。
正是王阿牛这种传承不守旧，创新不停步的管理理念，推动了绍兴黄酒持续地向前发展，为后来正式成为国宴用酒奠定了坚守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