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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提高发展党员质量研究

发布时间:2022-6-17 16:07 来源:《国企》 作者:白新珂 徐斌 责任编辑:张歆

引  言


提高发展党员质量,不仅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基础工程,而且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先导工程。只有从源头上把好发展党员质量关,才能保证党的肌体充满生机活力。


一、现状分析


(一)指标化管理


现阶段,发展党员工作的管理模式,是将每年发展党员的数量作为指标,逐级下达给各级党组织,无论是从甘肃省委到公司党委,还是从公司党委到厂党委,甚至从厂党委再到基层党总支、党支部,皆是如此。集中表现就是每年建立的“发展党员年度计划”制度,各级党组织综合分析申请入党人员数量、结构需求、后备队伍规模等因素,制定本级党组织的计划发展数量,并逐级向上级党组织报审年度发展计划。上级党组织再根据报送的数字下达年度发展指标,以期达到预期效果。


“指标化”这种管理模式的出现,一方面是应对每年发展党员数量较大、管理规模较大、党组织管理层级较多、不同党组织面临的问题各不相同等现状所制定的应对之策,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将发展党员工作所有的软性目标量化成指标,最终作为任务逐级下达给基层。


但这样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软性目标的量化只能部分实现,而不能全部实现。我们可以看到,发展党员的总体要求是“控制总量、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发挥作用”,但这其中只有一个“控制总量”是可以量化的,而其他指标无法轻易量化。这从上级党组织下达指标时只下达数量、对其他项目并无量化要求便可看出。这充分说明,在现实操作中,政策上要求的“有计划、有重点、高质量地发展党员”,在执行层面上只有“有计划”一项是可控的。


通过分析可以看到,现阶段发展党员工作的指标化管理,其实是“局部量化”“部分量化”,而没有实现“全局量化”。这样会产生一个弊端,就是基层党组织在具体操作中,会重视可量化的指标,而轻视不可量化的指标,最终造成的结果就是重数量而轻质量。在这一点上,就常见的案例就是,在每年发展党员工作启动以后,基层党组织询问最多的都是“今年给我们分配几个指标”“我们可以报几个人”,而不是“什么样的人可以发展为党员”“今年对发展党员有什么新要求”。


虽然如此,指标化管理还是必要的,也是符合现阶段发展党员工作的实际情况的。指标化管理带给了我们很多便利性和可操作性,但目前我们需要做的,是将各项指标的量化过程进行充分化、彻底化、全盘化,以扭转基层党组织在发展党员工作中重数量而不重质量的局面。


(二)模糊化执行


在现阶段,不论是入党积极分子、发展对象确定阶段的支委审核制度,还是入党积极分子培养考察阶段的培养联系人制度,或者是预备党员确定和转正的支部大会表决制度,都具有一种主观化倾向,即最终是否符合入党条件,都是靠党务工作者或全体党员的主观判断,而不是一种客观的标准,造成了发展党员过程中的标准“模糊化”。


造成这种局面的本质原因,一方面由于在上级党组织制订的发展党员政策中,虽然明确提出了发展党员应该坚持的标准,但并未提供充分而准确的执行说明,而在政策向下传递的过程中,各级党组织并未对其进行适当的完善和细化,造成当政策传递到基层时,仍然是宏观层面的理论,而缺少一种清晰的、操作性强的、上下通用的、一以贯之的界定标准,比如达到何种标准可以发展为入党积极分子或发展对象、在政治标准上达到何种程度可以算作通过考验等;另一方面,基层党务工作者在没有具体的执行标准和效法对象的情况下,只能依赖个人或集体的主观判断或前期经验进行试探性执行,根据实际对现行政策做渐进式的、边际性的小调整,“模糊化”标准最终导致了基层的“模糊化”执行。


“模糊化”执行的后果,就是向基层展现出不清晰的规则、难以捉摸的信号、无法确定的操作,既影响了政策的规范性,又弱化了党组织的威信,往往会在基层党组织、申请入党人员甚至党务工作者中产生负面影响,甚至会造成有些投机主义者为了自己的利益钻政策空子,擅自曲解政策来达到自身目的。


而高度清晰明确的政策制度,则可以明确发挥发展党员的导向作用,为基层党组织发展党员确立起可操作性的工作规范和判断标准,为发展党员提供公开透明的规范制度,防止投机主义和任意行为,使发展党员逐步标准化和规则化,可以有效提高发展党员工作的整体质量。


(三)无序化衔接


发展党员是一项自上而下安排、又自下而上完成的任务,其主要特点就是层级性、阶段性,具体表现为各个层级的党组织、甚至团组织都要参与到其中,而申请入党人员要经历“三重门”,即“入党申请人-入党积极分子-发展对象”的阶段性考验。这是一项长期而持久的工程,既需要各级党组织、党务工作者包括申请入党人员有高度的责任心和充分的耐心,将大量时间和精力投入其中,也需要层级之间、人与人之间配合紧密、衔接到位、充分理解,以达到全体组织及人员向一个目标迈进的效果。


但从实际运行情况来看,各级党组织的充分参与虽然提高了审核把关的准确性,但在衔接过程中却时常出现“无序化”倾向,主要表现为上级党组织与下级党组织之间巨大的信息不对称性,即对于发展党员这项工作,上级党组织作为审核者只能获取部分实际信息,而基层党组织作为主体可以拥有更多的信息,而这些信息是否能够及时准确反馈给上级党组织的决定权握在基层党组织的手里。相对于基层党组织的主动地位,上级党组织实际上处于信息不对称的弱势方,如果想要更多了解发展党员工作的实际情况,只能主动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来搜集真实信息,还要对基层反馈的信息加以甄别。


因此,上级党组织的审核,很多时候只是象征性的,是建立在对基层党组织信任的基础之上的选择。但是这种体系的问题在于,一旦基层党组织未能担负起应有的责任,在问题暴露之前,上级党组织是没有有效手段和途径去主动发现问题的。譬如,基层申请入党人员的实际情况、在日常工作和考察期的表现等,上级党组织只能通过基层党组织上报的相关纸质材料中的只言片语来了解,而这对于掌握全部信息显然不够,如果要全面了解,只能深入基层逐个了解,但这样会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人力物力。这一点也在实际工作中得到验证,每年发展党员工作中,都会出现信息误报、人员漏报的情况,甚至会出现弄虚作假的情况,不但在员工群众中产生负面影响,也给上级党组织的审核增加了负担。


(四)内向化发展


内向化主要指的是目前党员队伍发展的现状。再准确说,不止是党员队伍发展的现状,也是新入职员工的现状。受全国经济下行影响,当前中国经济增速明显放缓,对石油产业的影响也一直余波未消,因此近几年油田公司始终实行严控用工总量、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政策,新增员工数量多为消化内部职工子女,解决内部职工子女的就业问题。


这种做法虽然稳定了内部员工队伍,完成了国家交办的国企特有的政治任务,但在进一步激活员工队伍、提高党员队伍整体素质上却没有太大帮助。据统计,虽说近十年招收新员工中,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员始终保持在40%以上(附图1),近两年甚至有明显上升趋势,但这更多得益于高等教育扩招的浪潮,而类似985、211等优质院校毕业生仍然较少,所以整体学历的上升并不能说明人员队伍的综合素质、教育水平在不断优化。


而员工队伍作为党员队伍的基础,如果不能提高自身素质、优化自身结构,就无法在源头上为党员队伍提供优质人才。虽然近几年在发展党员工作上,我厂一直秉持向高素质人员倾斜的原则,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员占比逐年上升(附图2),但基层党组织普遍反映新入党人员素质有逐年下降趋势。而近两年频频发生的消极入党、与党组织讨价还价、不完成党组织交办的任务、拒绝参加入党积极分子培训、延期转正等事件,也充分说明与前几年相比,我厂新发展党员的素质确实有待进一步提升。


附图1  近十年新入职员工本科及以上学历统计图


附图2  近十年新发展党员本科及以上学历统计图


这已经不能单纯用受教育水平来解释。从经历上来看,新发展党员大部分为油田内部职工子女,从小生活条件优越,未经受社会的磨练和考验,一方面获得高质量高等教育的比例较低,另一方面,即使获得了高等教育,更多人选择回到油田单位的原因也是因为通过自身能力无法在社会上立足,而非对油田事业的向往。


客观上来看,“内向化”发展趋势大大降低了人员的生存危机感,使他们缺乏竞争意识和责任意识,缺少努力提升自身能力素质的主观能动性;而主观方面,油田事业并非许多人职业规划的第一选择,他们也许在内心深处看不上油田事业,认为自己能够在更广阔的天地展翅翱翔,因此会对融入组织、融入集体产生抗拒。


当然,衡量一支队伍的标准不仅仅是每个个体的能力素质,我党毕竟是一支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队伍。但如何将这些来源并不优秀的人员打造成一支铁军,我们的党组织需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二、主要问题分析


(一)数量性扩大与质量性收缩


如前文分析,发展党员的“指标化”管理模式,导致的最大问题就是重数量而不重质量。尤其是当“指标化”管理到了基层党组织,由于基层党组织本来就对自身发展党员工作情况掌握不充分,对适合发展人数不清楚,因此极有可能由原先意图的“按需分配”变成“平均分配”。


基层党组织有时也会在对发展党员队伍不加调查摸排的情况下,先行进行指标申请,有一种先把指标尽可能多的要回来,然后再确定发展人员的倾向。也正因如此,我厂近几年发展党员数逐年攀升(附图3),但质量并没有得到相应的保障,与此相应出现的负面影响是,延期转正人员也开始出现。这充分说明,每年基层党组织申请的指标数,是远远大于实际需要数和适合发展党员人数的。


附图3  近十年员工数与发展党员数统计图


因此经常发生的情况就是,在确定了指标和发展对象后,突然出现某个发展对象由于培养时间不够、政治素质未达标等原因不能发展的状况,而基层党组织为了不让指标浪费,只能临时寻找替补人选。但由于时间紧迫,这样临时摸排审核必然是不彻底、不充分的,必然造成在未对发展对象进行全面了解、深入审核的情况下将其发展为党员的状况,而这样根本无法保证发展党员的质量。


(二)盲目性增强与自主性减弱


由于在发展党员工作中缺少清晰的、操作性强的、上下通用的、一以贯之的审核判定标准,基层党组织在确定入党积极分子或发展对象时,面对模糊性的政策、无法操作的程序、难以对照的标准时,往往会无从下手或不愿下手,更多是盲目性、主观性的,而非主动性、客观性的。


在模糊性的政策下,基层党组织为了便于操作,有时会对模糊化的标准和政策进行主观性解读或错误性曲解,会自行设置执行标准,造成发展党员相关政策落实不到位。比如,有的基层党组织错误的把“政治标准”等同于“时间资历”,把“政治考察”等同于“论资排辈”,认为谁交入党申请书时间早,谁在入党这件事情上就有更老的资历,就优先发展谁,这样就让许多消极应付、不积极向党组织靠拢的人员通过“磨时间”的方式入了党;也有的基层党组织完全放弃了组织的考察职能,在确定入党积极分子、发展对象阶段未进行审查,而将全体申请入党人员全部提交支部大会,试图用全体党员的投票选举来直接确定发展人员。


这样导致的最大问题就是,原本环环相扣、程序紧密的发展党员工作,在基层党组织的发展党员过程中往往是缺失的和不完整的,造成发展党员的考察培养环节普遍落实不到位。


(三)主动性应付与被动性负责


“主动性应付”与“被动性负责”,主要指的是在发展党员整个过程中,基层党组织与上级党组织之间微妙的联结关系,即基层党组织虽然在信息的拥有方面处于主动地位,却在工作中始终处于应付状态;而上级党组织虽然在信息拥有方面处于劣势,却不得不在工作中担负起主要责任。


基层党组织作为发展党员工作的执行主体,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虽然近几年对党建工作的考核愈加严密、对基层党务工作者的培训也愈加频繁,但依旧没有改变部分基层党组织和党务工作者逃避党建责任的心态,再加上基层党组织除了要面临党建任务外,还要面对原油生产、安全环保、综合治理等方面的多重压力,造成基层党组织在面对党建工作时往往以其他工作为借口进行逃避,即使有丰富的信息资源也不能很好的收集整理反馈给上级党组织。可以明显感受到,基层党组织并未将发展党员工作当作一个长期性、持久性的工作,只有在上级党组织启动发展党员工作以后,才开始紧急开展工作、收集信息、摸排人选,往往造成发展党员工作质量不高的问题。


而上级党组织由于处于信息弱势,只能将基层党组织上报的信息照单全收,而缺乏明辨真伪、验证质量的可靠手段。当基层党组织不能很好履行责任时,上级党组织作为审核部门,不得不替基层党组织承担起本应基层党组织承担的责任,以向更高一级党组织交差。在这个过程中,上级党组织如果缺乏层层压实责任的有效手段,就会导致全部责任都集中到自身层面而无法分摊出去局面,最终不得不以“被动性负责”收场。


目前我厂很多党组织都或多或少存在类似的问题,在有的基层党组织,甚至出现了党总支不得不将所有需要的纸质资料打印准备好后,“邀请”基层党支部书记前来补全资料的荒诞情况,然而即使这样,有的基层党支部书记仍然以其他工作为理由再三推脱,有的则以自己业务不精为理由指使资料员代为履行支部书记义务。


(四)权威性下降与需求性上升


这里所说的权威性下降,指的是党组织的权威性下降。在讨论这个问题前,我们可以先来看一看党组织的权威从何而来。


党组织的权威之所以能得到民众的认同和制度化支持,不是依靠强制力控制,而是靠它所提供的政治产品能够符合社会和广大民众的一般需求,以及所宣扬的价值主张获得了社会的积极回应。而这一系列活动就体现在日常的踏实工作、与群众的紧密联系、以及队伍管理能力和取得的成绩。但显然,目前基层党组织无论在提供政治产品、宣扬价值主张方面,还是在夯实基础堡垒、凝聚党员队伍方面,都是有所欠缺的。这从近几年党员队伍素质的降低,以及频繁出现的拒绝参加入党积极分子培训、延期转正等挑战党组织权威等事件的出现便可见端倪。


与之相应的,党组织的价值主张未能在更广阔的层面发挥作用,必然导致在员工队伍及党员队伍中产生不同的价值,使“总体的价值”“凝聚的价值”变为“分化的价值”“分散的价值”。在这一点上,最突出的体现就是入党动机由“使命性”变为“需求性”。也就是说,大部分人只是将入党作为仕途上升方面的必要条件,并不是因为认同党的理念,因此在实际表现中,就是入党很积极,但完成党组织交办的任务很消极。


三、内在原因分析


(一)政治层面上——完成任务与担负责任之间的矛盾


由于党组织工作的特殊性质,很多任务在自上而下进行安排时,往往被冠以政治任务之名,这其中也包括发展党员工作。而政治任务,在基层党组织往往具有一定的震慑作用,意味着必须完成、不能出错,因为一旦未完成或出现差错,就会将问题上升到政治高度,而对执行人的责罚也会从单纯的操作技术层面上升到政治层面。对于基层党组织,确保不犯政治错误的手段,就是不惜各种代价确保任务的完成和不出差错。当发展党员工作出现问题时,比如当发展党员指标数多于实际适合发展人数的情况时,基层党组织往往会选择掩盖事实的手段,宁愿以次充好、滥竽充数,也不会主动向上级党组织说明情况退回指标,因为担负责任的压力远大于完成任务的压力。


(二)组织层面上——上级与下级之间的矛盾


总的来说,发展党员有一套层级化的组织架构,在这一套组织架构中,需要各级党组织充分发给自身职能,以实现对发展党员的组织化管理。但目前来看,在这个过程中,基层组织的职能是缺失的。由于业务生疏、责任意识淡薄等原因,基层党组织大多抱着完成任务的心态开展发展党员工作,对于审核把关职责履行不到位,往往觉得把任务完成就行,如果出现拿捏不准或错误纰漏,总是以“先报给上级,等审核不过了再说”的浑水摸鱼态度应付了事。而上级党组织由于缺少足够有力度的考核奖惩措施,对于这种行为多半无可奈何。无形之中,基层党组织将其本应担负起的责任“上移”给了上级党组织,既没有将真实信息传达给上级党组织,又在无形中给上级党组织增加了工作负担,还不能确保发展党员的整体质量。


(三)结构层面上——机关与基层之间的矛盾


由于机关、基层在工作环境、工作性质、收入待遇等方面存在很多不同,因此,机关、基层已然形成了观念、利益、诉求互不相同的两个群体。虽然这种差异还没有达到阶级分化那样严重的程度,但也足够影响日常工作的正常开展。这种矛盾经常会出现在不同身份员工的抱怨声中:比如基层人员会抱怨机关人员不能体谅基层的辛苦,只知道一个劲给基层安排活;机关人员会抱怨基层收入又高又有休假,还不能高质量完成分内的工作。这种矛盾折射到党组织中,就体现在下级党组织与上级党组织之间的矛盾;而折射到发展党员工作中,就是上下级衔接配合不紧密、信息渠道不畅通等诸多问题。因此,只有充分对不同层级群体的利益诉求进行回应,才能保证上下衔接紧密、层级配合到位,发展党员工作正常有序开展。


(四)文化层面上——个人与集体之间的矛盾


从年龄上看,我厂近几年发展党员平均年龄均保持在30岁上下(附图4),这意味着从今年起,以90后为主力的年轻群体开始大规模进入党员队伍。年轻群体与老一辈群体的不同体现在方方面面,这是来自不同经济基础下成长环境的差异所塑造的价值观的差异。简要来说,就是老一辈群体“实用性”价值观诸如对物质基础、社会保障、法律秩序等的追求,向新一代群体“意义性”价值观如对个体表达、个人自由和社会平等的向往的转变。而这个过程对发展党员队伍最大的挑战,就是集体主义向个人主义的过渡。集体主义时代的高度集中、高压治理、自上而下的管理方式在现阶段显然不合时宜,个体价值多元化的引导、个体意义与集体意义的整合、个体对集体认同感的重塑,这些都是亟需解决的问题。


附图4  近十年新发展党员平均年龄统计图


四、解决方案探索


(一)“指标化”结合“质量化”


前文已经分析到,“指标化”依然是符合现阶段发展党员工作的有效手段,因此强调“质量化”并不意味着放弃“指标化”,相反,是将“指标化”进行全面化和拓展化,即将数量上的指标拓展为质量上的指标。在这方面可以参考干部考察及选聘工作的相关做法,把基础条件量化打分、民主测评制度引入发展党员,在确定入党积极分子、确定发展对象的环节,增设基础条件打分、政治表现考核内容,即对每位拟发展党员的学历、资历、奖项、荣誉等进行量化打分,同时让所在党支部每位党员填写《政治表现民主测评表》,以两项分数的综合值作为考察依据,并设置最低及格线,若低于及格线则不予发展。


(二)“模糊化”结合“清晰化”


“清晰化”就是要对发展党员的整个过程进行实时监控,在这个方面可以试行发展党员动态管理机制,即基层党组织每季度对入党申请人、入党积极分子、发展对象的基本情况和培养状态进行摸排,并在党建信息化平台上进行更新维护。上级党组织以党建信息化平台录入信息为准进行发展党员工作,特别是对培养时间、考察情况等进行实时跟踪,确保发展党员的制度流程全部清晰化。


(三)“无序化”结合“有序化”


所谓“有序化”,就是确保各个层级的党组织和党务工作者都能履行职责,不发生责任上移或下移的问题。在这方面,建立并落实发展党员工作责任追究制度是必要举措,在每一个步骤和环节都明确责任人,对在发展党员工作中违纪违规、手续不齐备、材料不规范等问题进行追究责任和给予相应处罚,并取消该党组织的年度党内评优资格。


(四)“内向化”结合“向内化”


员工队伍及党员队伍的“内向化”趋势,要求我们在“向内化”管理方面下功夫。所谓“向内化”,即对人员的内在价值、内在需求进行关注,通过解决各个群体的利益诉求,来形成共识、汇聚人心,进而达到党组织权威的重塑和队伍的凝聚。集体主义向个人主义的转变,意味着传统人情社会向契约社会的转变,也意味着我们传统管理模式需要向现代化理性管理模式进行改革,而现代化制度的建立对于消除旧时代弊病显得尤为重要。关于这一方面的具体措施,还需要我们进一步探索。


五、结论


发展党员工作的现状及问题,其实就是党建工作存在问题的具体表现。党建工作存在的问题,又是管理治理体系存在问题的具体表现。而管理治理体系存在的问题,又与大时代下社会结构矛盾脱不开干系。当前我国正处于传统向现代化的转型之中,如何在这个过渡期做好发展党员工作的传承与创新,是我们目前需要思考的问题,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和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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